杜丽娘为追求痴心的爱情和理想的生活，所经历的梦幻生死的奇异故事，是那样奇特、浪漫，又是那样深刻、真实。这一切并非作者的奇思遐想，而是来自人们对青春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。杜丽娘年方二八，天生丽质，“一生儿爱好是天然”，憧憬着“花花草草由人恋，生生死死随人愿，酸酸楚楚无人怨”的自由幸福生活。但封建礼教压抑了她的本性，扼杀了她的情愫。在一次念《诗经》的时候，她突然悟出人生的真谛，发出“人不如鸟”的感叹。接着在游园中又发现了“春色如许”的园林。美好的大自然感应了她的心灵，唤醒了她青春的活力，点燃了她心中爱美、爱自然、爱自由的火焰。她感到环境的窒息、死寂，青春的易逝，更激起渴望美好生活的热望。然而，这样的天性和情感在当时是不合礼法的。于是，杜丽娘的痴情化作梦境，在梦中突破牢笼，得到应该得到的一切。梦境是与黑暗现实对立的美好世界，“梦中之情，何必非真?”为了寻觅梦境，她“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”，那自由迸发、超越生死的“纯情”和“至情”，具有冲击理性、笑傲生死的威力。表面看去，杜丽娘似乎没有针锋相对的冲突对手，戏里也缺乏常见的那种发生在正、反面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;而实际上，贯穿全剧的是情与理的矛盾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，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心冲突。似幻却真，更加激动人心，更能真实地反映晚明社会的某些本质。
《牡丹亭》所写的是恍惚迷离的奇异故事。杜丽娘由生入死，死而复生，梦牵魂绕着柳梦梅。塾师陈最良穿针引线，把杜丽娘、柳梦梅、杜宝联成一体，使得时、空统一，现实与梦幻交织，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，又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。《牡丹亭》的人物各有个性，“笑者真笑，笑则有声;啼者真啼，啼即有泪;叹者真叹，叹即有气。杜丽娘之妖也，柳梦梅之痴也，老夫人之软也，杜安抚之古执也，陈最良之雾也，春香之贼牢也，无不从筋节窍髓，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。”(王思任《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》)《牡丹亭》自问世后，“家传户诵，几令《西厢》减价”(沈德符《顾曲杂言》)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，杜丽娘的悲惨命运引起闺阁妇女的强烈共鸣。
《南柯记》和《邯郸记》是汤显祖辞官回家隐居后的作品。《南柯记》取材于唐传奇《南柯太守传》，演书生淳于棼〔fen坟〕在大槐树下入梦，梦中被招为大槐安国驸马，并任南柯太守。因政绩卓著，又被拜为丞相。他笼络权贵，骄纵逞威，终于被政敌打倒，遣归乡里。这时，淳于棼从梦中醒来，经老僧指点，才知大槐安国即大槐树上的蚁穴，已被一阵风雨冲毁。于是，幡然醒悟，皈〔gui归〕依佛门。
《邯郸记》取材于唐沈既济《枕中记》，又在同题材元杂剧基础上增饰而成。演卢生投宿店家，得吕洞宾瓷枕，梦中娶了有钱有势的妻子崔氏。在她的调度下，凭借金钱神通谋得状元，又累建河功、边功;但因政敌暗算，竟被流放海南，直到政敌被诛，才得还朝。做了20年宰相，备受皇帝恩宠，享尽荣华富贵。死后醒来，才知是春梦一场，店家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。
这两出戏貌似神仙道化，有浓重的“谈玄礼佛”成分和消极出世思想，实际上是假托唐代，反映晚明的官场和社会。汤显祖认为，“性无善无恶，情有之”(《复甘义麓》)。如果说《牡丹亭》是对真情的讴歌，那么，这两出戏则是对“矫情”的批判，突出了讽世的主题。从淳于棼由美向丑、由善向恶的转化中，可以看出封建官场像染缸，封建权势是罪恶之源。从卢生遭遇则暴露出封建官场内的明争暗斗及统治阶级的奢侈糜烂。这两出戏结构特异，都包括三个有机组成部分：主人公入梦前的落魄，梦中的风云际会，梦醒后的悟道出世。入梦是开端，梦境是发展，梦醒是高潮和结局。这样，就把现实与梦幻融为一体，将荒诞、象征和写实糅合一处。虽然同是“因情成梦，因梦成戏”，却与《牡丹亭》迥异其趣。明代王思任《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》云：“《邯郸》仙也，《南柯》佛也，《紫钗》侠也，《牡丹》情也。”它们以不同的风格，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明代社会，表现了汤显祖的人生理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