屈指算来，它离开世间已有几十年了。
那时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如火如荼的年代，还是孩童的我跟随父母从北京迁徙到湖北沙洋一个被称为“五七干校”的地方。大人们都忙着下田劳动和“搞运动”，我和一些“五七战士”的子弟便被送到当地的小学就读。在那样的境遇里，我们缺少玩具，缺少嬉戏，缺少零食，缺少幻想，也缺少情感的寄托。
学校的课程也如我们的生活一样平淡无奇，单调乏味。然而有一天，一个农家子弟忽然在课间问我：“你要小狗么——刚满月的。”
“要。”我毫不迟疑地答。
后来他把小狗抱来了。那是一只耷拉着耳朵、长着四条短腿、走起路来步履蹒跚的小板凳狗。我不免有些扫兴，因为我很想拥有一只看起来凶狠一些的狗，就像与干校比邻的一个军人农场豢养的如同小牛犊似的看门犬一样——那狗远远看去就令人毛骨悚然。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把小狗带回了家。由于小狗浑身都长着黑色的短毛，模样又平庸，于是我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乌鸦。
邻居家的大妈说：“这狗太小，恐怕还没断奶呢!”可是我到哪儿去找牛奶或者奶粉之类的奢侈品呢?我能给小狗提供的只有从食堂打来的菜汤和米汤。
第一个夜晚，乌鸦几乎整夜都没有平静，高一声低一声的一直哀嚎到天明。许多年后我才明白，那其实是它离开母亲与伙伴后所发出的一种悲凉和孤独无援的叫声。
慢慢地，鸟鸦适应了陌生的环境。它对人很友善，不管是谁叫它，它都会循声而去，而且使劲摇动尾巴，以示友好与热情。当然，它更听从我这个主人的呼唤。
我家住在家属区最外边的一排平房里。房舍前没有围墙，只有一块空地——家家几乎都在那里开垦，并种下蔬菜、向日葵之类易于生长的植物;然后便是一条土路斜插进一片密密匝匝的小树林里。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每到不见星月的夜晚，我走出家门，面对那片黑黝黝的小树林，常会产生一种恐怖的联想。何况干校所在之地先前曾是劳改农场，在它周围仍有一些劳改队没有迁走，让人不由得把犯人与教科书以及电影、连环画中的坏人的形象连在一起，我认定他们在黑夜里会露出狰狞的面目。但是自从有了乌鸦之后，我的胆子明显壮大了。当我晚上出门时，它总是蹦蹦跳跳地陪伴在我左右。虽然它那么矮小，瘦弱，几乎经不住人们的一脚，可我仍觉得它比手电筒要有用得多。
乌鸦还为我和伙伴们乏味的上学路途增添了乐趣。许多个早晨，我们都要带着它走上一程。学校离我们居住的地方有几里路，其间还要经过一道灰黄色的沙丘。不知大自然是如何修筑的那道沙渍的堤坝，它绵延伸展，一眼难以望到边际。沙丘上寸草不生，而它的两边却是葱郁广阔的田野。每当走上沙丘，乌鸦便如同挣脱枷锁似的尽情奔跑，甚至嬉戏般地追逐落在那上面的麻雀、八哥或是别的什么鸟类。有时它会跑出很远，直到我们吹起尖厉的口哨才气喘吁吁地狂奔回来。而后我们对它说：“乌鸦，回去!”于是它悻悻地转回身，一副不情愿的样子。不过当我们走下沙丘很远了，回过头去遥望时，往往发现它仍蹲坐在沙丘上，一动不动地默视着我们⋯⋯
在“五七干校”中，一分钱买两块儿的水果糖对一个孩童来说，差不多算得上珍馐了。然而为了训练乌鸦能听从诸如“趴下”、“滚儿一个”之类的口令，我几乎花去了好几毛钱。虽然乌鸦绝不像马戏团那些哈巴狗一样聪明伶俐，但是对于生活中少有快乐的我和伙伴，甚至邻居家的大人们来说，乌鸦所能做的一些简单动作毕竟能让人笑逐颜开了。
乌鸦渐渐长大了，本能地担负起保护主人以及我们这排宿舍的职责。每当有陌生人在那条紧靠树林的土路上出现，它都会警觉地注视。如果那人跨进它所戒备的地域，它就要发出一长串激烈的狂吠声，甚至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。有时我跟伙伴们做些摔摔打打的游戏，乌鸦也在一旁又蹿又跳，不失时机地助我一臂之力。尽管如此，我却从未见它真正凶狠地去撕咬过哪个人。记得那时我相当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事就是，伙伴们向新来的伙伴介绍说：“乌鸦就是他家的。”
光阴在迷离恍惚中悄然流逝了。又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乌鸦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。邻居家的大妈说：“它怀上了。”我却不以为然，因为在我眼里，乌鸦还是一只没有长大的狗。
终于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到家，邻居兴奋地告诉我：“乌鸦生小狗了!”我急忙跑到院中用厚厚的干草盖顶的狗窝边，看到四只胖乎乎、还没睁眼的小狗崽儿正围着乌鸦爬来爬去。乌鸦则疲惫地卧在地上，不时用舌头舔舔身边的孩子。
一连几天，明显消瘦下来的乌鸦总是守在窝外，用身体挡住出口，不让陌生人靠近。
那一年冬天非常冷。尽管没有下雪，但淅淅沥沥的雨水飘落下来很快就结成了冰。我们的屋里没有暖气，只有一只用黄泥做成的小火炉发出微微的热量。一天夜里，我冻得睡不着，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仅仅铺了一层草席和一层薄瓦的屋顶。屋外，寒风呼啸，吹得裹着冰凌的树木发出一阵阵喀啦喀啦的响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