绿环
故事名称:绿环
故事内容:
作者/蔡平
孩子们把饺子省下来喂小鸟两年前,中央电台记者汪永晨到江苏省睢宁县大余小学采访,在那里,她首先听到几个故事。
有个村民在桥头捡到一只濒死的天鹅,带到大余小学想换50元钱。当时月薪只有100多元的校长二话没说,回家背上一口袋粮食到街上卖了,把钱交到这个村民手里。
以后的十几天,校长和他的学生精心侍弄这只天鹅,他们一次次放飞,天鹅一次次掉下来,最后,天鹅还是死了。他们把天鹅解剖后发现,在天鹅的身体里,竟埋着6颗铅弹!校长带着学生把天鹅做成标本,孩子们悲痛地把天鹅扛在肩上,在村里走,在乡里走,在县城走,向人们哭诉:天鹅是人类的朋友,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,不要再射杀它们!孩子们的声音震撼着父老乡亲的心。
一支捕鸟队来到这里,他们没想到大余的鸟会这样多,一网下来,竟捉到123只,他们高兴坏了。一个孩子上前阻止,没人理他,他就叫来上二年级的哥哥,哥哥冲上去抢捕鸟队的网,力气太小,没有成功,他们又叫来一个五年级的学生……捕鸟队的大人们不高兴了:“你们这些孩子太没有纪律性,我们捕鸟队在全国那么多人,有3个冷库,我们抓这些鸟是要卖到国外,给国家赚大钱的。”
孩子们一看自己无力阻止,就立即给国家环保局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发出一封特快“鸡毛信”,“鸡毛信”转到县长手里,县长出面阻止了捕鸟队的行动。
汪永晨不平地说:“人都说,富裕之后的人才会想到环境,可大余小学的穷孩子经常吃不饱饭,随时都可能辍学,雨雪天还不忘给小鸟投食送饭,甚至把过年才能吃上的饺子省下来给小鸟吃。在那儿,护鸟小分队、小鸟医院、红领巾气象站、饲养小组样样俱全,他们节假日给小鸟过节,繁育季节在树上挂鸟巢。他们的校长,住在夏天漏雨冬天透风的房子里;老师5个月发不出工资,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两角五分。就这样,他们还一直带着学生向社会做爱鸟宣传。他们后来又救了一只天鹅,就因为没钱找车送到徐州动物园,眼睁睁看着它死在怀里了。”
我问她:“他们为什么这样做?”“朱校长小的时候,曾打下一只猫头鹰,他拿给老师看,老师没表扬他,告诉他说猫头鹰吃田鼠,是保护庄稼的卫士。这件事给他触动很深,在他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,后来他成了老师当了校长,他说他要把这颗种子播到每一个学生心里。”
“那这样做有什么效果?”“当然有,大余村树上的叶子总是绿绿的,早晨起来,到处都是小鸟的鸣叫声。每家屋顶上,都能看到几窝小鸟,而邻村不少树的叶子都让虫子吃光了。大余村的粮食总产量在不断增加,而农药的使用量却逐年减少。”
汪永晨跟我讲朱校长的故事,讲时一直含着眼泪,几次说不下去。
大余小学不仅自己爱鸟,还向全国发出了《爱益虫、鸟、兽倡议书》。300多个学校在上面签了名,学校的名气大了。全国第四届鸟类学术研讨会向朱以勋校长发出邀请,希望他能参加会议。
朱校长拿着邀请信去找县长,县长一看:“好事!”也批了张条子——经费由县教育局解决。
朱校长拿着条子来到县教育局,教育局一看:“嗯,好事!”也批了张条子——经费由邱集乡解决。
朱校长又拿着条子到乡里,乡里说:“好事!经费由大余小学解决。”
可当时,大余小学一个老师一个月的办公经费是3块钱。于是朱校长自己也写了张条子:经费由朱以勋自己解决。
兜里揣着几十元钱,朱校长就这样动身了。到了会上才知道,开会是要交会议费的。人家都是教授、专家、学者,惟有他在登记表上填了个小学教师。农村人爱面子,他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自费来的。
会上,朱以勋的发言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,大家都想知道他和他的学生是怎样保护环境的,可谁也不知道,他兜里还有几个钱。
饭钱没有了,吃回去的路费,路费吃光了,就以水代饭。整整3天,他饿着肚子参加会议。后来,实在挺不住了,就只好到街上转悠,想找吃的。角落里,一盒长了绿毛的月饼救了他。这位中国农村的小学校长,就是靠着这盒长了绿毛的月饼,开完了这次全国性学术会议。
会开完了,大车小车接专家教授们走了,朱校长没钱回去,他举目无亲,脱下身上穿的衣服,卖了当路费。
当他风雨兼程,带着会上专家学者对大余小学的肯定和希望赶回校园,一眼看到,学校那棵枝繁叶茂落满小鸟的大树,趁他不在,被人砍了,他一下愣在那里,“树都没有了,我还活什么!”那天晚上,夜深人静。朱以勋拿着一瓶农药,站在那树坑旁,从午夜到黎明,他守着树坑,跳下去,爬上来,爬上来又跳下去,一粒突然落在他手上的鸟屎救了他。他难过地对汪永晨说:“我呀,还是舍不得这些小鸟,舍不得这些爱鸟的孩子!”我想成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桥梁那天坐在汪永晨家的地毯上,她激动地对我说:“这些农村孩子对小鸟的感情,实实在在打动了我,我一定得搞个农村孩子城市孩子手拉手的活动,让大余的孩子来北京看看,告诉城市孩子他们怎样热爱大自然。”
要想搞活动,首先要有钱。干记者十几年,她交了许多朋友,于是她专门找有钱的朋友,大讲大余的孩子每天都在做什么,讲保护环境从孩子抓起的意义,讲现在独生子女缺少的爱心。
“朋友都说我煽情的功夫可以。”汪永晨说。
她成功了。
那年7月,大余小学的5名老师带着30名小学生来北京了。汪永晨高高兴兴地接站。可当孩子们下车时,她发现这些孩子一个个都蔫头耷脑,像病了一样,怎么了,钱不是都寄去了么?一问才知道,孩子们把一些养好病的鸟带来了,想和北京的孩子一起放飞。在车上,他们舍不得买吃的,把家里给带的干粮都喂了小鸟,自己饿得晕乎乎地到了北京。汪永晨一阵心酸,她发誓,一定要让这些孩子在北京过好!于是,她和一些朋友尽可能地为孩子安排较好的食宿,带他们参观博物馆、动物园,看升旗仪式,所到之处,他们一直讲这些孩子是怎么爱小鸟,怎么保护环境,为此感动了各处的领导,给他们免去了门票。
就在大余的孩子将要离开北京时,一个退休老太太急急忙忙地赶来了,她拿着自己的200元退休费和30块小毛巾,对汪永晨说:“北京人不能让孩子再饿肚子回去了,这小毛巾给孩子们路上擦汗用。”
一席话,说得汪永晨热泪盈眶。她对我说:“搞这次活动,我得不到任何好处,也不是为出什么风头,是大余的孩子感动了我。从那以后,我一直有意识地跑自然保护区,报道这方面的情况,我想成为人和大自然之间的桥梁。”
环保是老百姓自己的事1995年,汪永晨获得一次去美国开会的机会,那里的许多见闻,深深地触动了她。
在美国的一个动物园,她采访到一个老人。这个老人许多年来,一直拿一个鹰爪和一个老鹰翅膀的标本站在那儿。孩子们来了,他就把鹰爪放在孩子们胳膊上,告诉他们,鹰落在身上,就是这种感觉,他让孩子们摸鹰的羽毛,让他们用手感觉鹰的翅膀。
在美国的一所小学,她讲了大余小学的孩子们。这些美国孩子一个个热泪盈眶,当场向大余小学捐了钱和一架望远镜。
在旧金山,街道加起来总长约1300公里,其中有600多公里街道两旁的树是由社区居民参与选择和种植的。旧金山还有个民间组织,在市区管辖着60多个花园,所有的面积加起来,也不过100多公顷,这些地都被分成双人床那么大的块块,居民们一年付50美金,就能租一块,在上面栽种自己喜欢的植物。
一位心理学教授说,她每个周末都要开车两个小时,到她租种的地上工作,在这里她可以和更多的人接触,了解他们。
一位从事广告宣传的妇女,排了3年还没租上,至今才排到第34名。不过她还是每星期必到花园来看看。
环境保护只有被老百姓当作是自己的事才能成功——这是汪永晨赴美归来的最强烈的感受。
没人养的树就像没人养的孩子一样回国后,汪永晨就兴致勃勃地忙开了。
她和女友金家满,找到北京十三陵林场。
林场场长说:“没人养的树就像没人养的孩子一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管理树要比造林更重要。”
既然如此,好,汪永晨和她的朋友们就发起了一个“领养树”的活动。
第一次,她们号召了100多人,男女老少,有的还一家三口,没赶上车的,就从城里自己骑自行车来。那天,原只想让大家先看看,谁知人们到了山上就自己选好干上了,有的挑橡树,有的挑油松,还有选黄栌的,真像是领养孩子,有人一下选了十几棵。
一个女孩看了说:“我怎么也不能把舒婷诗里面的橡树,和眼前这个皮包骨的小树联系在一起。”
一位教师带着她6岁的儿子来了,她说:“儿子可能还很难懂什么叫志愿者,也可能把来这儿当出来玩儿,但就从游戏开始,他会慢慢懂得这件事的重要性,感受到大自然,并且懂得很多东西来得不容易。”
一位带着学生来的校长惊讶地说:“我怎么也没想到,这些平时做值日都捏着鼻子的学生,到这儿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。”
汪永晨告诉我,有些孩子的父母一听说孩子要去领养树,就全家一起设计挂在树上的牌子,一个男孩儿的牌子是用旧乒乓球拍做的,上面除了写着树种、领养人姓名、领养时间,还写着——请保护树木,保护大自然。这个孩子说:“等我长大了,小树也长大了,这牌子还要在上面挂着,我要拉着爸爸妈妈来,告诉他们这棵树是我养大的,以后我还要像他们对我那样,照顾我的树。”
几个老人一边刨土一边接受汪永晨的采访,他们说:“一个人一辈子能攒多少财富?而且财富越花越少,人活一生,能给后代留一个好环境,才是老人的幸福,我们今天的环境是从后代那借来的,我们还给他们时,仍然应该是美好的。”
我发现我并不孤独汪永晨说,每当一次活动之后,她就觉得自己和自然越来越近了,周围人也和大自然越来越近了,可是在她当初倡议大家做这件事时,并没想到这些。
汪永晨在美国的动物园看鸟时还发现,自己对鸟的了解,还不如人家七八岁的孩子。而在我们的课本里,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很少。我们的动物园,笼子旁边只有简单的介绍,没有有关动物生存环境面临威胁的东西。
于是汪永晨和金家满找到北京百鸟园,告诉他们,想带一些志愿者来这里做导游。开始人家没有明显的兴趣,她又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,侃,让百鸟园的决策者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动物园的情况以及功能,告诉他们,这种做法在国外很流行,一个企业,如果有了志愿者导游,等于创了纪录。
她又成功了!1996年底,由汪永晨等人组织的“中华环保基金会绿家园志愿者培训班”,在百鸟园开课了,第一讲——《认识我们的朋友》。
“本来我希望第一批志愿者是10个大学生,5个中学生,5个退休老人,谁知一下就来了60多人。现在我们已经讲到第七讲了,大家热情都很高,等到他们培训完之后,就可以做导游了。”
汪永晨说,鸟的生存状况如何,往往是一个地区环境质量的重要的监测指标。
一种鸟在全世界消失了,就永远地消失了,但在一个地区消失了,只要这个地区的环境有所改善,这种鸟就有可能重新出现。爱鸟,是普通志愿者能够从身边迈出的第一步。
“我发现我并不孤独。”汪永晨说,“其实大家对大自然的感情和我一样,只需要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做,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。”
“怎么,你兴致勃勃做这些事时,还感到孤独吗?”我惊奇地问她。
“是,有时困难重重。”
我问她:“我采访过一些民间绿色事业的从事者,他们都表示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钱,那么你呢?”“我不是,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自己能力达不到。有时为搞一个活动,我要在家里打100多个电话。
“我是一个记者,有人力资源,可以鼓动大家,但鼓动不了怎么办?”不过汪永晨向我说过之后,好像很快就忘记了,因为才一会儿工夫她就转换了话题:“不久的将来,我要让北京人也能租一块地,种自己喜欢的植物,这是我正在酝酿的一个计划。那次出国回来,我和朋友念叨这件事,结果大家都想赶快干起来,于是我就和几个志同道合者筹划起来,我们准备在北京北边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一块地,搞一个绿家园营地,让市民花很少的钱,就可以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绿色田园生活。”
“你要干的事太多了,你不觉得累么?”“不累,因为只要我觉得有兴趣的事,花钱搭工夫我也爱干,我还特别想开一辆绿色的大篷车,走街串巷,让大家和绿色交朋友,里面有录像机有环保小册子,还教大家唱歌,都唱绿色的歌儿。”她说得很陶醉。
“怎么像诗一样。”我笑了。
她说:“真的,我真是这么想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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