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长生殿》的曲词清丽流畅，富有诗意美、韵律美。论文词，篇篇都是好文章。论曲子，阙阙支支都是好曲子。全剧使用的几百支曲牌各具特色，变化无穷，且符合人物性格和情境氛围。因其审音协律，所以便于讴歌。“一时朱门绮席，酒社歌楼，非此曲不奏，缠头为之增价。”(《长生殿·徐灵胎序》)尤其是《长生殿》的《弹词》一出，悲凉慷慨，字字如倾珠落玉，虽铁石人亦不能不为之断肠，不为之下泪。《弹词》与李玉《千忠戮》中的“八阳”并称，有“家家‘收拾起’，户户‘不提防’”(《弹词》首句是“不提防余年值乱离”)的佳话。
“北孔”，即孔尚任(公元1648—1718年)，字聘之，号东塘，自号云亭山人、岸堂主人。山东曲阜人，孔子64代孙。他是个早熟的奇才，工诗赋，博典籍，杂学旁收，隐居于曲阜城北石门山中，过着“养亲不仕”、林居多暇的生活。他37岁的时候，康熙南巡，途经曲阜祭孔，隐居不仕的孔尚任被荐举在御前讲经，深得康熙赏识，特授国子监博士。不久被派往淮安、扬州疏淮治水，结识了南明遗老，游历了南明故地，凭吊了梅花岭、秦淮河、燕子矶、明故宫、明孝陵。所见所闻加深了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，为写作《桃花扇》作了充分的准备。四年期满回京后，与顾彩合作《小忽雷》传奇，进行了一次艺术实践。然后历13个寒暑，三易其稿，于康熙三十八年(公元1699年)写成《桃花扇》，立即轰动京师。康熙皇帝索剧审阅。次年春，孔尚任即以“疑案”被谪官，重新回到曲阜隐居，郁郁寡欢而终。
孔尚任诗文甚多，却因《桃花扇》而赢得不朽盛名。此剧取材于当时人们记忆犹新的“明季国初之事”。它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，以南明兴亡为中心事件，将朝政得失、文人聚散交织成一部雄伟悲壮的史诗，展现了明末动荡不已、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画面。歌声檀板之中隐含褒扬诛贬之义，从而“知三百年之基业，隳〔hui挥〕于何人?败于何事?消于何年?歇于何地?”达到“惩创人心，为末世一救”(孔尚任《桃花扇小引》)之目的。
像《长生殿》一样，《桃花扇》包蕴着深沉强烈的兴亡之感，并借“离合之情”抒发出来。剧本把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置于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。李香君虽然身居娼寮，却具有与一般歌妓不同的见识与品格。她热爱故国，痛恨权奸，敬重东林、复社文人。新婚之夜，当她得知妆奁〔lian连〕来自阉党阮大铖后，毅然拔簪脱衣，摔到地上，并斥责侯方域的软弱。阉党强迫她嫁给新贵田仰，她一口回绝，头撞翠楼，血溅诗扇，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的清白。她把自己比作击鼓骂曹的女祢衡，酒筵上义正辞严地揭露马士英、阮大铖的罪行，刚烈之气咄咄逼人。被打倒在雪地上，依然骂不绝口，真是一副铮铮侠骨!侯方域虽然有些软弱、动摇、糊涂，但在李香君的激励下，积极投身抗清复明斗争，被权奸投进监狱也未投降变节。出狱后，立即到南京寻找李香君。当他们历尽艰辛，再次相逢于栖霞山上时，在张道士的棒喝下，毅然割断儿女情根，双双出家入道。“曲终人杳，江上峰青，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，脱尽团圆俗套”(梁廷柟《曲话》)，具有苍凉的悲剧氛围。
《桃花扇》“借离合之情，抒兴亡之感”，表现了善恶、正邪、清浊、美丑之间的殊死搏斗，全面评价了南明兴亡的历史。和《长生殿》一样，剧中充满了否定本阶级的悔恨、儒家理想的幻灭，与对历史和人生空幻悲凉的感伤情绪。他们上承汤显祖的浪漫主义精神，热切地呼唤人间至情，但远不如汤显祖那样乐观、酣畅、淋漓。对李自成农民军的仇视态度，则表现出作者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。
《桃花扇》是一部庞大严谨、内容宏阔的历史剧。那么纷纭、复杂、多变的人物事件，竟被作者举重若轻、巧妙自然地组织到一起。脉络清晰，浑然一体，“通体布局，无懈可击”(吴梅《中国戏曲概论》)，不愧为佳构杰作。特别是那把桃花扇，不仅纠结着侯、李的际遇，而且联系着时代的风云，真是“南朝兴亡，遂系之桃花扇底”(《桃花扇本末》)。
《桃花扇》拥有庞大的人物形象体系，几十个人物无不绘声绘色：李香君之刚烈、史可法之忠直、柳敬亭之任侠、侯方域之软弱善良、马士英之庸鄙贪婪、阮大铖之机敏滑贼、杨龙友之八面玲珑……全都跃然纸上，栩栩如生。
《长生殿》和《桃花扇》是我国历史剧的双璧。它们像两块丰碑，最后显示出明清传奇的实力，成为传奇由盛而衰的转折点。“南洪北孔”之后，明清传奇的光华渐渐熄灭了。
